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周楠）脱贫攻坚战胜利了，1800多名“战士”永远地留在了战场。

清明时节，新华社记者回忆那些印在头脑里的战士面孔，说一些藏在心底的感慨。

你把“位卑未敢忘忧国”写进家书

余永流（左）和农户一起采摘茄子（资料照片）。

我清楚地记得，余永流是2020年12月1日早晨去世的。当天11点多，我从遵义那边得知消息。

余永流是贵州遵义市汇川区观坝社区的驻村干部。连日加班后，他身体突发不适倒在岗位上。当天下午，我看到了当地干部在他电脑里发现的《呈公主殿下书》。

信落款2018年4月28日，那是余永流请缨驻村不久后，写给未满月女儿的。

信600来字，却是我从没有见过的：不仅是文言文的写法，更是字里行间对孩子的爱、对扶贫的情、对国家的义。

我们依据这封信和他的生平，采写《小“公主”，这封家书爸爸再也没机会读给你听》，第二天播发后，大量网友留言，有人说，信让人想起《出师表》。

他去世5天后，我到观坝社区采访。说实话，当时还有点忐忑，担心余永流只是因为这封信火。

我走进贫困户家。冯先友说起他儿子查出血液病后，一家生活困难，余永流四处奔走，为他们争取救助，儿子病情有了很大好转。姚国和说，平时看余永流工作很拼，没想到他孩子那么小，“泪奔，一路走好”。

我采访他的同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余永流带他们去四川帮贫困户孩子上户口、办低保；为了吸引企业投资，他多方联系，还自己画了图纸；五个多月的茄子销售期，他早起到地里督促群众采摘，夜里做销售台账，有时熬通宵。

他的妻子吴学义手机里保存着一段视频。

“我走喽，我走喽，你就在这里玩喏！”

“爸爸——”

乡间小道上，女儿左顾右盼玩耍，余永流开玩笑似地呼唤，女儿抬头，张开双臂扑向爸爸。

“女儿太小，她好像已经把爸爸忘记了，这让我很难过。”吴学义说，“不到6岁的儿子，还记得爸爸，有一次老家有人过世，棺椁停在外面，他非要过去看，说‘爸爸在里面’。”

我觉得，余永流信里写“国之大计”“不辱使命”，不是空话套话，而是他的心声。从他的言行看，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但也是实干派，他的一生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写照。

33岁的余永流、45岁的马勇、56岁的徐先文……身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这些年我采访多名牺牲干部的事迹，他们的忘我奉献深深触动我。没有他们，不会有今日脱贫攻坚成果的取得。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记者李惊亚）

你是我未曾蒙面的大凉山兄弟

蒋富安（左）在核对贫困户信息台账（资料照片）。

“又梦到哥哥。梦里看他一身泥，很难过……”4月3日，大雨，我接到蒋茹倩的电话。

她的哥哥蒋富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回到中国最贫困角落之一的大凉山。2016年8月22日，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四峨吉村第一书记的他，突然倒下再没醒来，才26岁。

电话勾起回忆，2017年以来我们三次到大凉山采访蒋富安事迹，次次心痛——

四峨吉村在九口峡谷的高山上。我数过，紧邻悬崖的公路连续盘旋50多个弯。这是蒋富安带领村民修的路。2016年前村里只有破旧的土坯房，没公路，没水喝，人也懒散。最难忘原村主任欧其尓吉说，蒋富安的牺牲让村里人惊醒：“全村人都自发打火把下山来，围着他哭啊，哭他走烂三双鞋，哭他好兄弟，哭他不回来……”

他没给家里留下什么钱。在盐源县蒋家逼仄的房间里，转身都很难。蒋茹倩拍着一个短小的沙发，说哥哥回家没地方睡，睡沙发脚都伸不直。而面对村里孤儿，他一次次掏空口袋。

他没留下孩子。“他从当第一书记到牺牲，就回了两三次家，一次是火把节，一次是结婚，才一两天就走，和嫂子见不了几面，都是很累的样子。哪有这样的哦？”蒋茹倩说。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几张照片，他和凉山州原2072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们，像极了覆盖大凉山的平凡草木。

“本来青岛有好工作，他非要回凉山扶贫，倒赔违约金，助学贷款也没还完，他为什么？”蒋茹倩比哥哥小7岁，2020年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坐班车去四峨吉村找答案。

答案是什么？我问蒋茹倩，她看到，结实的公路通到村组，山头建着水塔，从十几公里外引来清水；老乡赶羊赶牛背土豆，人人都在忙。

“他自夸过，从工作单位州审计局争取到两万斤土豆种子，哥哥帅不帅？”蒋茹倩说，那些种子就是答案，变成了贫瘠大山上的收获，值得！

在蒋家，我见到一个3岁男孩。那是蒋富安去世两年后，蒋妈妈又生下的一个孩子。

“阿爸白天坚强，但晚上都睡不好，梦里经常喊哥哥的名字。”蒋茹倩2019年入了党，她希望当哥哥那样的第一书记，振兴大凉山，延续哥哥的志向。

青春可贵，奉献无价，蒋富安就是我的兄弟，未曾蒙面却无比熟悉。我向着凉山方向深深鞠躬。（记者谢佼）

要是你们在就好了

樊贞子（右）在走访贫困户（资料照片）。

早生的白发、密布的皱纹、朴实的话语……跑过脱贫攻坚的记者，脑子里都有这样的扶贫干部形象。然而从江西修水县采访归来，我最常想起的是两张笑容满溢的面孔。

他们是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对象中，他们两人的名字紧紧相连，牺牲时分别为28岁和23岁。

吴应谱（中）在走访贫困户（资料照片）。

2018年12月16日，人们沿着崎岖狭窄的公路，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他们。那天是他们新婚第40日。

翻看一张张合影，两张笑容满溢的面孔好似两个孩子。他们结婚登记日选的是“6月1日”。樊贞子送给吴应谱的新婚礼物，是一本用彩笔记录爱恋时刻的纪念册，充满童趣。最后，樊贞子写上“未完待续”。

在吴应谱的农村老家，我看到他的家门前挂着一对印有“囍”字的大红灯笼，旁边贴着白色挽联。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

他的同事告诉我，应谱年纪不大，却是独当一面的“扶贫好手”。贫困户古和平是个犟老头，常和村干部“不对付”。吴应谱总是笑嘻嘻地往他家跑，介绍公益岗位，帮助改造土坯房，有时还睡在他家。一天深夜下起暴雨，吴应谱骑上电动车赶往老古家，看到他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

老古提起往事，有些酸楚。“过去，我脾气不好，但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

我问老古：“既然你对应谱感情这么深，那你还记得他的手机号吗？”

他脱口而出手机号，并说“一辈子不会忘记”。

樊贞子帮扶过的游承自，年近8旬，忘了很多事，却记得贞子牺牲的日子。贞子走后，游承自有一天梦到她喊爷爷，老人答应着从睡梦中醒来，醒来后，泪流满面。

是什么让村民对他们念念不忘？我想，那是因为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真正关心着村民的吃穿冷暖，感受着村民的喜怒哀乐，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年清明，一些人在朋友圈缅怀他们——

“你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善良爱笑的你说自己很感性，见不得有人这么贫困……要是你在就好了，总能把快乐带给所有人。”

两年过去。脱贫攻坚胜利了，我们笑着往前走，一回头却发现，有的人永远留在了过去。

要是你们在就好了。（记者赖星）

你有了更多的接棒者

黄文秀与村民一起采摘运输砂糖橘（资料照片）。

快到清明节，我看到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覃蔚峰发了几条朋友圈，黄文秀墓前摆满鲜花。一问才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去看文秀。

算起来，到现在，文秀已经走了快两年。我心生唏嘘：4月本是这个明媚姑娘的生月。

2019年6月18日那晚，我开始追踪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山洪中不幸遇难的资讯。第二天我到一线，采访文秀的亲朋好友和村民，不舍的感觉挥之不去：她的美好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也让离去愈发残酷。

文秀的牺牲，给家人带来伤痛。文秀唯一的姐姐黄爱娟本在外地工作，现在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4日一大早，黄爱娟和家人一起到陵园，蹲在文秀墓前，跟妹妹诉说家里近况。

“请代我给文秀送一枝鲜花。”我拜托黄姐姐。

文秀应会放心。战友们懂她。覃蔚峰在她墓前设计了一块汉白玉的扶贫日记雕塑，那是她扶贫的见证。

家人也懂她。父亲黄忠杰身患癌症，爱女去世后他说自己会坚强，与病魔斗争，“让文秀放心”。他谢绝慰问金：“我们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这些钱，村里扶贫用得上。”

黄文秀的“接棒者”、现任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杰兴告诉我，村里贫困人口已“清零”，办了村集体企业，砂糖橘、清水鸭、油茶产业更兴旺。这个清明，不少村民在网上拜祭她。

我采访的不少驻村干部，提到文秀的影响，不是因她牺牲，而是她的纯粹和投入。比如，她的扶贫日记绘制了村“贫困户分布图”，密密麻麻标注着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有人问文秀，为什么要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她回答：“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我采访得知，今年1月，百坭村村委换届选举时，多了3张年轻的新面孔，他们是主动回村的大学生，想向榜样学习。他们接过文秀的接力棒，踏上崭新征程。我想，文秀知道了，会高兴。（记者何伟）

你们是守住阵地的战士

2019年，吴志宏（右二）在村民家中走访。

我当记者5年多，跑了5年扶贫。

云南曾经的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都有倒下的扶贫干部。

倪明真，来自地处滇东北要冲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他在海拔2700多米的彝族村寨当了20多年村干部，这里贫困发生率最高时达70%。2017年他被确诊白血病，第一次化疗后，第二天就从医院赶回村，忙着村里发展生态养殖，把土坯房改成砖混房，他自家是全村最后一个完成改造的。2018年7月，我采访他时，他头发基本掉光了，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回家。他当时告诉我：“如果老百姓下一届选我，我还要尽力干好。”没想到，5个月后，他走了。

吴志宏，在滇南的红河州史志办工作27年后，前往红河县三村乡驻村扶贫。在这个哈尼族聚居的贫困乡，他忙着改造危房、解决用水困难、发展产业，顾不上对家人嘘寒问暖，更别提团聚：妻子食用野生菌中毒，他没有回去；驻村近20个月，他几乎没给读大学的儿子打电话，微信交流也很少；与父亲居住的小区一街之隔，但他去世那年只回家两次，见父亲一次。他突发脑溢血那天是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我不会忘记。75岁的吴爸爸说，他觉得儿子没有离开，因为儿子捐献的器官帮助3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2名失明者重见光明。

王秋婷，乌蒙山腹地的昭通市大关县打瓦村驻村工作队员。她2个月遍访22个村民小组，平均每天走2万多步，走烂两双运动鞋。事故发生那一刻，坐在车上的她正跟男朋友通电话，两人本来即将领证。记得我去采访时，她在“双11”给新家添置的床上用品、锅碗瓢盆陆续寄到。

吴国良，当过中学老师、村支部书记，最后一个职务是昆明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他的公务车辆坠下深沟后，我采访他的父亲、弟弟、妻子，后来他全家都成了扶贫队员。父亲年近花甲，老党员，说“儿子是他的榜样”，一直在村里干扶贫。妻子原来是镇上普通职工，后来到邻村扶贫。弟弟本在外地工作，吴国良去世后，他也回到东川扶贫，说“完成哥哥未竟的使命”。

我采访过近10位牺牲的扶贫同志，最小的26岁，最大的近60岁，有汉族、彝族、纳西族等。他们大多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就像一个个战士，守在一个个阵地，必须攻下贫困这个堡垒，哪怕“5+2”“白加黑”，都不会停下脚步。

正是这些战士，通过自己的点点滴滴，积年累月，拉近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不就是初心吗？

我记录他们，是做好记者的本职。同时，我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的身边人相处聊天，安慰帮助。（记者杨静）

你是百姓盼归的燕子

4月3日晚，大源村的驻村干部刘云慧发来信息：村民今天又自发祭奠了诗燕书记，现场让人止不住眼泪。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1日已有20多名村民祭奠过他。我打电话过去，刘云慧声音低沉，还在哀伤中。

白天，大源村50多名村民，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娃娃，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山上采的杜鹃，汇聚到“燕归路”上，追思湖南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

大源村是黄诗燕生前的脱贫帮扶联系村。曾经，大源村人用了17年打下路基，始终还是条乡村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在时任县委书记黄诗燕的大力支持下，这条路2017年硬化成了水泥路。黄诗燕因劳累过度牺牲后，村民为纪念他，将路命名为“燕归路”。

71岁的张艮花蹲在路碑前，慢慢倒上三杯酒，泪水划过脸上的皱纹，“黄书记，我带孙女来看你了。我不会说话，但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记得你。”

黄诗燕（右）到湖南炎陵县大坑村（今大源村）走访贫困户（2016年4月6日摄）。

村民的讲述，让我想起2019年黄诗燕去世后去采访的情形。

在我国基层党政权力体系中，县委书记责任重大。要做县委书记的报道，挑战比较大，我们也有些惴惴不安。

我当了10年的“三农”记者，与村民打交道比较多。这些村民平时面对镜头都紧张，如果多拍几遍，还会手足无措。但在讲述黄诗燕时，我见到了最生动、最放松、最真切的他们。

有人缓缓讲述、默默流泪，有人娓娓道来、泣不成声，有人刚刚还沉浸在温馨的故事中，下一秒却手捂着脸，痛悔最后一次见黄书记时明明看他脸色不好，手掌冰凉，却没有提醒他去看医生。

采访后，我在房间走来走去，思考：这位县委书记，到底是做了什么，才会让老百姓如此亲近和怀念？

整理笔记，我尝试列出答案：老黄牛、父母官、家里人。

炎陵地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片区。2011年起9年时间，黄诗燕带着大家把黄桃种植面积从5000亩增加到8.3万亩，4811户贫困户因此稳定脱贫。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但为了黄桃销售，屡屡“站台”当推销员，百姓都说“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

2014年，炎陵县有1.49万户住房存在安全隐患，需投入6亿元，而当年全县财政收入仅7亿元。黄诗燕发“狠话”拍板：砸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易地搬迁贫困户张连军说：“黄书记3年来我家19次，怕我们搬下山不习惯，还给每家配备杂房和菜地，什么事都给老百姓考虑到，真的比亲人还亲。”

他叫诗燕，也如燕子衔泥般垒起了老百姓的“幸福窝”。他去世后，老百姓对他自发的悼念，让我深切理解了“政声人去后”的含义。

不止黄诗燕，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群体里还倒下了姜仕坤、泽小勇、蒙汉……老百姓会记得他们。

扶贫英烈已化身青山绿水，我们能做的就是经常想念，接续奋斗。（执笔：熊争艳、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