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资料图片）

□记者 霍晓丽 四建磊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

“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不但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也决定着党的命运。”

30多年前，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时说的这句话，体现了他抓好党风建设的坚定信念和决心，给全县党员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主持制定改进领导作风“六项规定”，大力整治“文山会海”，开展“效率月”活动，改进了干部作风。

他认真清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干部违规建房分房等三股歪风，连续出台规定防止吃喝风蔓延滋长，狠刹了不正之风。

他骑自行车下乡，在大食堂吃饭，经常工作学习到凌晨一两点，办公室的门始终对群众开放。

采访中，人们充满感情地向我们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正定工作的一个个故事。一幅幅褪色的老照片，一句句动情的回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种不忘初心的赤子情怀，让我们深深体悟到一种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

主持制定改进领导作风“六项规定”

“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党风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抓，只有全党抓党风，才能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习近平

正定县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文件，纸页虽然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这份正发(1983)42号文件，标题是《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1200多字的规定，今天读来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份文件，是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一共6条内容，被称为“六项规定”。

“‘六项规定’是针对当时突出的作风问题制定的。”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张银耀回忆说，当时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纪律松弛、精神不振、作风飘浮，不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不负责任。

对这种现象，习近平非常反对。

在县委落实政策工作会议上，他说，“共产党人是有鲜明的立场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

在全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抓党风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抓，只有全党抓党风，才能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1983年下半年，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没多久，就把县委办的几位同志叫到办公室，说打算出台一个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规定。

“习书记说了思路，说得非常细致。他告诉大家，规定应该包括哪些方面，连主要内容都指了出来。”张银耀说。

反复打磨拿出初稿，征求领导干部意见，提交常委会研究。1983年12月6日，《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正式印发——

总揽全局，抓大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自觉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个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

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坚持每季召开一次常委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团结，改进工作；

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模范地遵守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要求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要根据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聘请有理论、有技术专长的人开课，给常委讲授专业知识；

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在国内找出各类同行业的先进典型，发愤比学赶超，力争使分管的工作在全区、全省、全国居于先进地位。

时任县长的程宝怀对记者说，“六项规定”要求具体，操作性强，针对当时突出的作风积弊，为领导干部定下了规矩，形成了制度，这些都与今天的中央八项规定一脉相承，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党风建设的深刻认识、持续思考和一贯坚持。

规矩定下，制度形成，如何落实？习近平始终放在心上。

1984年3月末，正定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同时收到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署名“习近平”。

各位同事：

大家上任半年多了，人们还习惯称我们“新班子”。我体味，其中不无期盼之意，上上下下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新作风。初任伊始，县委作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提出反对官衙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而自律。由于实行不力，尚未成风气。现今，全年工作已基本部署就绪，大量工作转向落实，我们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实际。大家分包各线，联系乡镇，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了解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更有效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可以登门入户，4月份每人了解10个典型。除本人联系户外，还要顾及到“两户一体”、知识分子、老干部诸方面。调查可围绕各阶段中心工作和突出问题进行，失误不足，要求愿望，意见建议，都可列入调查范围。调查所得，要整理加工，形成自己的意见，直接告我。

深居简出，习之已久，愿能以此为开端，兴起调查研究之风。

祝

工作顺利

习近平

1984年3月28日

接到这封信，县四大班子领导都在机关坐不住了。大家一头扎到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找出办法。

“习书记从不在办公室闲坐。”采访中，很多人回忆道，习近平跑遍了全县所有村，他还常在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那段时期正定形成的许多文件和重大决策，都跟这些调研有关系。

会风文风，都是党风。“六项规定”出台不久，习近平又下定决心搬“文山”、填“会海”。

事情缘起于1984年初的一次调研。习近平下乡到了朱河乡，乡党委书记一见习近平，就诉起苦来——

2月份，乡干部上县里开会17次，再加上乡里的会，会太多了。此外，要求上报的报表、总结、汇报和县里各部门下发的文件、简报、通知，太频繁了。更有甚者，上边来人，都点名要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接待，迎来送往，太耗费精力了。

习近平的脸上露出了愠色。

他非常严厉地说：“这件事，要在常委会上研究，要搞无会议日，每周起码两天，全县严格执行。除县委、县政府、公安局三家外，其他单位一律不准出简报。违反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没收打字机。县机关干部下乡，找对口人员联系，不能大事、小事都缠住书记、乡长。”

1984年3月10日，县委、县政府关于改进文风会风的规定印发。力度之大、措施之实，前所未有——

县委、县政府各类文件均在去年的基础上压缩三分之一；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一般每年不超过两次，局部性和阶段性工作一般不召开会议；

建立会议审批卡制度，批准后才能举行，乡书记、乡长参加的会议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

……

1984年6月29日，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倡：“说短话，开短会，发短文件，能当机立断的事，就不要推诿扯皮；能三四个人面议的事，就不要找一帮人作陪；开半小时会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开一小时的会。”

曾当过县养鸡场负责人的刘成永回忆说：“我是县人大常委，记得一次开人大会，我坐在习近平书记身后，他作报告前摘下手表给我，说‘你看着这表啊，我就讲半个小时，误差上下不能超过1分钟’。等他讲完了，我看下手表，误差只有十来秒。”

当时，每周二、三被确定为县直机关无会日。第一个无会日到了，习近平对县委办工作人员说，你们去了解一下执行情况。

县委办工作人员迅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仍有5个县直机关单位照常开会。询问原因，回应是：不开会，怎么布置工作？真别扭。

“不行，就是要别扭别扭。会议缠身，实际工作怎么干？”习近平斩钉截铁地说。

这5个单位受到县委通报批评。

领导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但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不良作风还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机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工作敷衍，办事拖拉，给各项工作推进带来“中梗阻”。

“简化办事程序，反对拖拉扯皮”。1984年7月，在习近平的倡议下，全县开展了“效率月”活动。

习近平鲜明提出：速度就是效率，协调就是效率，简化就是效率，责任明确就是效率，最小失误就是效率，办一件事成一件事就是效率。

之前，县商业局就发生过一起典型的“拖延症”事件。25个基层供销社急等着与商业局签订承包合同，但反复折腾了好几个月，合同还躺在商业局抽屉里“睡大觉”，一份也没落实。

行动怠慢、拖而不办或顶着不办的要追查责任，直至停发奖金，调换工作——“效率月”活动开展后，商业局大力整顿作风顽疾。30多名干部一竿子扎到基层供销社，两天就与25个基层供销社和13个公司签完了承包合同。

党性决定党风。

“近平同志上任以后，非常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程宝怀说，习近平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等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看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

时隔30多年，时任县财政局局长的杨瑞柏依然清楚记得，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习近平曾多次对全县正科级干部进行考试。

考试前，县委办先通知各乡和县直单位的一把手，明确考试内容，让大家自学。然后，选择某一天，把大家集中在县委会议室，发考卷进行考试。

“考卷题目都是习书记定的。考完后，他亲自审阅试卷，但是不打分，不公布成绩，而是针对考卷上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专门开会讲解，大家都觉得这种方法很有效果。”杨瑞柏说。

三令五申刹住吃喝风

“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纠正歪风邪气，遇事敢抓、敢管、敢于碰硬。”

——习近平

“县林业局党组违纪建房分房，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临现场调查，就地拍板，作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县，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这是正定县委1984年10月9日《情况简报》上的记载。

这份简报还显示，10个月内，县纪委就纠正建房分房不正之风问题8次向县委常委会汇报，常委会作了专题讨论和研究。

“不正之风，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说，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主要是国家干部违规建房分房、“农转非”和招工中违反政策拉关系、“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三股不正之风。

“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纠正歪风邪气，遇事敢抓、敢管、敢于碰硬。”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习近平多次强调。

 

1983年12月6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资料图片）

1983年12月6日，正定县委印发改进领导作风“六项规定”。 （资料图片）

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他严厉地说：“决不能让搞不正之风的人得到半点便宜。唯此，才能刹住新的不正之风，做到令行禁止。”

县直某单位一把手，多次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在单位分房中，他多占一间；自己的儿子不够招工条件，却将其转为全民正式工。1985年3月，县委根据群众举报，对其问题进行调查，取消了其子的转工资格，责令其停职检查。4月5日，县委决定撤销其党内职务，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其行政职务。

1985年4月22日，县委将处分决定通报全县，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警示。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又出现了钻改革空子发不义之财、巧立名目大吃大喝等新的不正之风。

“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气势不行。”习近平态度坚决。

在新的不正之风中，吃喝风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公款吃喝，习近平果断纠正。

吃喝风刚冒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县里就作出规定，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

执行了一段以后，有的同志提出，正定要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客商要来投资、置业，客人来了怎么办？

习近平针对大家的反映，让县委、县政府作了补充规定。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上四菜一汤，以当地小吃为主，不准上高档菜，不准上烟酒。

尽管三令五申，有的单位和部门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每有人来，必有酒席，而且招待次数有增无减，陪客人员也日渐增多，群众说是“罗汉陪菩萨——宾少主多”。

根据习近平的意见，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专门印发通知，重申“凡属上级来人检查指导工作，以及赴我县参观人员，一律不准招待。”“陪餐人员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后来县里明确规定，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一般两三个。再经过纪委认真检查各单位的执行情况，县里的招待实现了比较规范化的管理。”县纪委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说。

在习近平倡导下，四菜一汤逐渐成为正定县待客的标准。接待来客的“正定宴”出炉了：主要是荞面扒糕、猪头肉、缸炉烧饼和馄饨，都是当地的土特产，价廉物美。

采访中，很多人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习近平常说，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作风建设一定要防微杜渐。

1984年，县里准备上一个项目，技术人员都是习近平请来的专家。一次吃中午饭，县里的同志觉得专家们几天来很辛苦，中午应破例吃得好一点、上些酒水。向习近平请示后，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四菜一汤。

还是这一年，中央某部委由部长亲自带队，到正定县调研。因为调研组规格很高，县委办做了高标准的接待方案。

在向习近平汇报时，他主动询问如何接待，县委办据实以告。

习近平说：“这样安排是不妥当的，赶快问一下招待所，还来不来得及改，如果来不及改，我就不参加宴请了。”

县委办马上通知招待所整改，去掉了高档烟酒和高档菜，习近平才参加宴会。他对部长说：“我陪您吃一顿便饭。”

为刹住吃喝风，习近平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身边工作人员也严加约束。

1983年10月1日，国庆节，星期六。习近平去大佛寺，了解县文化局新班子上任后的工作情况。

晚上，回到县委，习近平拿出10元钱给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李亚平，说想请假日晚上值班的人员一块儿坐坐。

“不料，因为这顿饭，县委办公室的小崔挨了一顿批评。我拿了习书记的钱出去买了些小酒小菜，哪知道回来的时候一看，小崔早准备了不少酒菜，他还让我把钱退给习书记。”

李亚平没有多想，拿了钱就去退。小崔跟过来解释说：“习书记，今天的晚饭由办公室卖报纸的钱来开支，就不用您个人破费了。”

习近平一下就恼了：“个人吃喝怎么能用公款报账？即使是卖报纸的钱，也是大伙儿的，不能随便用。”

习近平毫不留情地继续说：“小崔，你这种思想成问题，你要好好反省一下。”

这顿饭的所有开销，最后都是习近平花的钱。

“习书记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他的客人，绝不用公费招待，他那份，连带客人那份，全都是自己掏钱。”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干事的王志敏感慨地说。

骑自行车调研、在大食堂吃饭

“共产党人不能总为自己的生活小事考虑，生活小事考虑多了，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远了。”

——习近平

这是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车把下方，一个“凤凰”标牌清晰可见。

30多年前，习近平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奔波在正定县的乡间田野，穿梭于滹沱河的南北两岸。

“当时的自行车属于紧缺物资，凭票供应。作为县领导，习书记其实可以领取一张自行车票，但是，他主动放弃了这项福利。”一位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干事记得，习近平第一次回京探亲，就通过火车托运回他在北京用的那辆自行车。

那时，县委、县政府只有两辆吉普车。习近平优先让老干部乘坐，除非出远门或有特别紧急的事，自己都是骑自行车出行。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当时的正定县境内，只有三条柏油路。下乡经常要走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习近平行走其间，丝毫不以为苦。

下乡路上，他与同行的人有说有笑，还常常问，这块地是哪个村的，那个砖窑归哪个村管理。他说，作为一名县级领导，必须充分掌握基层情况，这样才能分类指导。

滹沱河穿县而过，把正定分成了河北、河南两个片区。因为道路不畅，到河南片5个公社调研，要么乘车花费1个小时绕道石家庄，要么骑自行车直接穿过已经干涸的滹沱河。

习近平扛着自行车过河的情景，时任副县长的何玉一辈子也忘不了。

有一次，习近平和她骑车去河南片调研。行到滹沱河，自行车的车轮陷在沙土里，推也推不动，骑也骑不了。

“近平拍着车把说，‘你天天给我服务，今天我把你扛起来吧。’说着就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踩着厚厚的沙土，一步步向前走去。”何玉说，她也连忙扛起自行车，跟着习近平穿过滹沱河。

回忆习近平在正定工作的岁月，很多老干部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长年身着一身旧军装，脚穿一双军布鞋，下乡调研时斜背一个绿挎包，说话不紧不慢，透着亲切。

“他是从中央大机关下来的，倒比很多基层干部还简朴。”大家说。

1982年初春，一天中午，县委大院的铁丝绳上，晒出一套被褥，引起了人们围观。

深绿色的军被，经过多年浆洗，颜色泛白，尺码有些偏小，又窄又短。褥子上面，缀满三角形“补丁”，有人数了数，有四五十块。

得知被褥的主人是刚来不久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何玉急忙找到他。

“从招待所给你借套被褥吧，用着舒服些。”她关切地说。

“不用了，这套被褥我用习惯了。”习近平向她讲述了褥子背后的故事。原来，褥子上五颜六色的布块是母亲用家里的旧衣服裁剪后拼接成的。习近平15岁去陕北下乡后，就一直带在身边。

“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总为自己的生活小事考虑，生活小事考虑多了，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远了。”习近平说道。

故事传开，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充满钦佩。

习近平刚来那年，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平房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室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黄色的三屉桌，一个一人多高的两门书柜，两条长凳支起一扇床板当床铺。

那时的县委大院，只有一个大食堂，按点开饭，过时不候。习近平和大家一样，每到饭点，就拿着饭盆排队。

夏天，室内酷热难当，大食堂前的洋槐树下热闹起来。水泥板当餐桌，习近平常常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饭。他总结说这样吃饭好：一是可以边吃边聊，相互交流；二是可以互相监督，减少浪费；三是可以边吃边谈工作，可谓一举三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习近平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后来，习书记的办公室搬到新办公楼二层西头南屋，干部群众在深夜常常看到他办公室的灯光。”喜欢吟诗作赋的王志敏，后来写过一首《灯窗剪影》：月明雪霁小楼东，遥望南窗烛影红。解语百机伏案牍，平常巷陌最关情。

时任吴兴公社党委书记的高文兴至今记得，1984年为上一个项目向习近平汇报的事。

一天晚饭后，他赶赴习近平办公室，到达时已是晚上9点多，习近平正和一群人研究问题。他就在外面的房间等候，这一等竟然等了三个多小时。其间，工作人员多次催习近平吃晚饭。习近平送走最后一拨人后，马上听取他汇报。“习书记对我说，做人要后退一些，抓工作要抓牢抓死。”这句话让高文兴终身受益。

因为忙于工作，习近平经常无法按时吃饭。散会晚了，从食堂拿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就算是一餐。下乡调研回来晚了，食堂已经关门，就在办公室用小煤炉煮挂面。

知道习近平生活比较艰苦，有时碰到他下乡，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就把自家种的红薯、花生拿来让他带回去，但习近平总是委婉地拒绝。

1983年冬天，因为高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饮食，习近平病了。

“开始他不在意，但是高烧几天不退。到医院去看，医生要求他马上住院。习书记不同意，医生后来作出妥协：白天可以忙工作，晚上必须来输液。这样，习书记才住进了医院。”一位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干事回忆道。

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来看望习近平，一脸歉意：“我们没照顾好您，让您累病了。”

习近平微笑着说：“这点小病不算什么。”3天后，他坚决要求出院，重新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

“太苦你了。”习近平的亲属来信说。

工作再繁忙，习近平都坚持学习。

“每天晚上，习书记处理完工作，就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张银耀告诉记者，习近平读书的时间大多是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有时，下乡调研需要住上几日，他也会带上好几本书。

习近平生病住院期间，原建设日报记者郭素芝前去看望，发现他没有拿其他行李，却带着两大包书。“他一边看，一边拿笔勾划，做读书笔记。”郭素芝回忆说。

1984年，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到正定采访。走进习近平的办公室，他第一眼就看到，各式各样的书不仅摆满书架，还堆放在办公桌上、床上。

在很多干部群众眼里，习近平还是一个接地气的县委书记。

那时县委、县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的，许多老农背着粪筐就进来了。习近平的办公室，经常有群众来访，不管是谁，他都热情接待。为方便群众找他，他的门常是半开着。

习近平是一个足球迷。李亚平告诉记者，每逢重大比赛，如果没有公务，习近平都会准时出现在县委办公室的电视机前。当时电视机很少，街上的老百姓也经常跑到县委来看电视。办公室的规矩是自带板凳，来者不拒。

习近平经常和群众一起看球。看到激动处，他会不时地高喊“好！好球！”“唉！真臭！”

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觉得习近平看球时“激情澎湃”，担心损害他在群众中的形象，后来只要电视转播足球比赛，就通知门卫提前关闭大门，不让老百姓进来了。

很快，习近平察觉到了看球时的冷清，就询问起来。工作人员实话实说，习近平听完哈哈大笑，说：“不要把街坊邻居们拒之门外，以后看球时我尽量控制自己，你们也别再关大门了。”

1985年5月，习近平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3年多的正定，前往厦门赴任。走前，他想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吃顿话别饭，就自掏腰包委托一位同志在家里招待大家。

10多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一声声辛苦，一句句珍重，大家谈笑风生。饭桌上，一只烧鸡一碟花生米，几盘青菜和豆腐，这话别饭依旧是朴朴素素、简简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