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我坚信，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

30多年过去，正定许多干部群众仍对习近平当年常说的话记忆犹新。

他开全省大包干先河，为企业松绑放权，推出震动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破局开路。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习近平说：“改革者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开全省大包干先河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

1982年秋季的一天，时任正定县县长的程宝怀同县委主要领导到里双店公社调研。没成想，公社干部没管住嘴，把时任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里双店悄悄搞大包干试点的事说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这位领导说。

那时，700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被称为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3年多，但由于“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推行大包干。

结束调研，回到县委，程宝怀三步并两步跑到习近平办公室：“咱们搞大包干试点的事露馅了。”

“先别紧张，我去找他通通气。”习近平似乎早有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表扬。”

对于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习近平十分了解，他是几经调研、反复斟酌后才选定在这里搞大包干试点的。

“当时全县所有大队，我们的收入排倒数第一。”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时年33岁，“家里5口人，干上一年只能分二三十块钱，口粮没富余，棒子面山药面混着吃。”

钱贵香记得，大包干前，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经常有。由于社员们积极性不高，粮食收装不及时发霉变质是常事。

大包干搞不搞？此时的河北，所有的县都在观望。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习近平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商量，“大包干是现阶段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好办法，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河北还没有启动，咱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搞个试点？”

“在当时的环境下，冒尖搞大包干的政治风险很大，搞不好就要被摘乌纱帽。”回忆起35年前的那次谈话，今年81岁的程宝怀对习近平当年的改革勇气充满了敬佩。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

揣着习近平写的介绍信，几天后，这几名干部来到了小岗村，亲眼目睹了大包干带来的大变化。

回来后，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张成芳拟好了大包干试点方案，来到厢同大队征求意见。

“同意！”“赞成！”大队部里，社员代表们齐刷刷地举起手。

地头插上灰橛，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登记入册。钱贵香在自家的6亩承包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又搓。

“大包干试点就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张成芳说，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历史，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下地，种地如绣花。

这年秋天，钱贵香家大瓮里的粮食装了个满满当当，“全村老少都念习书记的好！”

那一年，推开大包干的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

看到里双店公社的变化，听了习近平的解释，县领导班子统一了思想。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大包干推是推下去了，但疑问还悬在许多人心里。

“大包干会不会有今年没明年？”“大包干会不会包出事？”……

1984年1月22日，西柏棠乡西柏棠村一处院子里，五百多名村民人头攒动。

站在院子中间的，是当时已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实行大包干以后，西柏棠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干部群众心里一直不踏实，就怕这好政策不长久。不少乡亲种麦不敢施足肥，怕来年政策变了，收不回肥料钱。

村干部也吃不准，看上头往哪儿领，1983年和村民们签订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时，村党支部书记王臭货在合同上又加上一句：“上级不变咱也不变。”

习近平就是为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而来的。

“院子里设了个简易讲台，大喇叭声开到最大，老乡们伸着脖子，支着耳朵，大伙儿都不想错过习书记说的每一句话。”时任西柏棠乡党委书记的赵建军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幕。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者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怕人们不明白，念完政策，习近平又用大白话“翻译”了一遍。

“习书记的话咱听明白了，往后大伙儿就放心大胆地干！”王臭货带头鼓掌。掌声热烈，经久不息。乡亲们围着习近平，问得仔细，习近平逐一解答，认真耐心。

“我早跟老婆子说秋种的时候多加点肥，她还不听……”人群里有人抱怨，引来一片笑声。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顶压力、冒风险的改革，习近平还推行了很多。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多种经营、实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习近平用行动诠释对改革的担当：“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

而对于那些在改革中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习近平则为他们撑腰打伞。他说：“各级干部要做改革的‘保护伞’。改革既然是创新，大家希望成功，也难免会出问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给企业松绑放权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

1984年早春，时年45岁的刘成永承包了正定县养鸡场。

国家提供4万元资金，养鸡场原有汽车、设备、场地一并交付，按照当时县里的说法，承包县养鸡场“年底只要能上交1分钱利润”就行。

“1分钱承包”国营企业，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划算。刘成永回忆说，当时的县养鸡场亏损78万元，这个国家投资250万元、占地400亩的国营企业已山穷水尽。

机械化设备，喂食、取蛋全部自动化，300多间鸡舍全是新瓦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营企业，怎么就成了亏损大户？1983年冬，习近平和县农牧局局长王香文趟过枯草，来到沙滩地上的县养鸡场。

“国家投的巨资，不能这么烂在沙土地里。”调研后，习近平开出药方：找到能人，就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198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寒风刺骨，城杨庄村的三间小土房里却暖意融融，养鸡能手刘成永正在家侍弄着25只鸡。

“刘师傅在吗？”叫门声起，刘成永开门一瞧，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寒风里，满脸带笑，一双大手握过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您！”

来人正是习近平。

“我早听说了，大冷天儿，全正定只有你家的鸡还在下蛋。”两人促膝而谈，习近平鼓励他承包县养鸡场。

“县委书记上门来看望咱一个农民，还把这么大的一个国营企业交给我，这样的信任让我还能说啥？”如今已77岁的刘成永回忆说。

走马上任后，他很快找到了养鸡场的症结：机械化设备中看不中用；鸡舍虽多但面积过小，无法满足养殖需要；70多个工人多是没经验的生手……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刘成永大刀阔斧地改革——辞退不能干的人，发动12户合伙人集资入股。几个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雏鸡破壳而出。

“习书记特别关心养鸡场，隔一段就要找我问情况。”刘成永记得，习近平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每次都问得很仔细。

当年，养鸡场扭亏为盈，实现纯利润6万多元。

“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习近平说。正定要发展，需要更多能人站上改革舞台。

“决定企业性质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两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分开。”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思想上‘五破五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增强企业活力，这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3年底的一天，时任县经委主任的郭丙振和习近平一起到县木制厂、制酒厂调研。看着一家家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习近平问：“老郭，你怎么看？”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万元都要县财政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部门同意，赶上生产任务重的时候，不知耽误过多少事儿。”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郭丙振深知企业的难处。

听完老郭的话，习近平干脆地说出四个字：“松绑放权。”

“习书记摸准了企业发展受阻的病灶，具体而深刻地指明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心里一下子透亮了。”郭丙振回忆，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一口气拟出8个书面报告。

1984年，《正定县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设想》印发，全县工商业自此实行“五权放开”：人权、经营权、工资权、价格权、奖金权全部交给企业。

1984年6月，在全县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包三改”。

“一包”，就是包翻番指标和各项经济指标。承包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班子集体承包，采取自荐、选聘、投标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三改”，一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二是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三是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谁承包谁组阁，不受全民与集体、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身份限制。改革新政彻底打破了阻挡能人登台的最后一道门槛。

县经委及时跟进，拟定承包准则，核心内容是：以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利润、税收增比等三大指标为基础，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奖金“上不封顶”。

热情高涨的承包者们蜂拥而至。但问题也随着来了：在一些企业承包过程中，“价高者得”成了“价格虚高者得”。

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4次都没有给企业带来转机，期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

“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习近平说，“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一方面要依靠和发挥下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要搞好修改、补充、完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要进行调整。”

很快，县经委给每个承包企业制定出保密的“标的”，确保了承包方案在合理范畴内。

县电子元件厂最终迎来了真正能胜任的承包者——张士龙。

坚持“用才不用派”,打破“大锅饭”，拉开奖金系数，进行技术革新，大手笔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张士龙出手不凡，不到两年，厂子打了翻身仗。1985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从选拔能人，到“五权放开”“一包三改”，改革利好政策接连推出，改革“弄潮儿”层出不穷。但对于这些改革者，当时也有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阻挠。

此时，一位名叫姜世谭的改革者在全国成了“名人”，出名不是因为功劳大，

而是因为争议多。这位山东蓬莱大姜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农民企业家，几年内把一个穷村变成了年人均收入800多元的富裕村，但却被指责为“独出心裁，老不知足”。

听到这个事情，习近平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农村青年》杂志很快刊发出来。他在文中呼吁要“开一派支持改革者的新风，让姜世谭们除去后顾之忧，弃盾舞双剑”。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习近平鼓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各企业也要大胆撞击，主动搞活，凡是中央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敢于要回去，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就在那一年，正定一下子涌现出许多“明星企业”。

县制鞋厂将各项任务指标层层承包到车间、班组、个人，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连年亏损的县制酒厂实行承包制后改进管理措施，很快扭亏为盈……

1985年，正定县工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

“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习近平说，“经济建设要求改革，时代要求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编制“人才九条”

“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消除偏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没有人才，县不能富，民不能强。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在多次调研中，习近平发现，全县大多数企业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科技人才和技术骨干力量不足的局面，有的甚至到了连正常生产、工作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人才不足，已成为阻碍我县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正定当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仅有379名，自学成才或中专毕业后取得技术员以上职称的人才总共256人。

“对人才问题早认识、早重视、早去抓，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早主动、早搞活、早见效。”怎样快速聚集人才？习近平认为，只有靠政策，一个有吸引力、有感召力、有推动力的政策。

1983年3月的一天，时为河北日报记者的李乃毅被习近平邀来办公室长谈。

局促的办公室里，习近平坐在桌旁，背靠着旧书柜，静静地倾听。

“我把在采访中所接触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员的处境、困难、顾虑、期盼一一道来，他听得非常认真，并详细记录。”李乃毅回忆，后来，习近平又抽出三个半天时间与他深入探讨。

“习书记当时就明确提出，要认识人才开发永无止境的规律，把开发人才视为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谈话中，习近平对于人才工作的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让李乃毅印象深刻。

“但当正定‘人才九条’真正摆到我面前时，我依然感到十分震惊。”李乃毅口中的“人才九条”，正是习近平亲自主持编制的《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

——热烈欢迎我县所需的外地各种科技人员来正定帮助发展县、社、队企业。对搞成的每个项目，只要产品有销路，其利润由双方商定比例分成，或给一次性总付酬。贡献突出者，县委、县政府将予以记功、记大功、晋级、晋职。在农村的家属户口优先转吃商品粮，并给家属、子女安排适当工作。

对我县技术人才更应充分重视，发挥其专长。对有发明创造、作出突出贡献者，其待遇和招聘外地技术人才同等对待。

——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工作遭受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

——千方百计为人才的调动提供方便。凡需要调入我县者，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要积极予以办理，若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细粮），工龄连续计算，今后根据贡献大小另行确定工资数额；对不能调入我县者，可短期应聘或兼任我县某方面的经济技术顾问。

——愿为全国各地技术人员提供试制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所需要的工作、生活条件。新产品一旦被本县采用，即付重奖；收到经济效益后，利润按比例分成或给一次性总付酬。同时也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

 “利润提成触及分配制度，人才流动关乎人事体制，细粮供应突破粮食政策，农转非又涉及户籍管理。”李乃毅说，“‘人才九条’字里行间皆是破冰之举。即便拿到今天来看，这些政策仍极具创新性和吸引力。”

“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消除偏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人才九条”反映出的，正是习近平的用人观。

几天时间，2000张一米多长、半米来宽，印有“人才九条”的大布告被贴到全县各个生产队、学校、机关、工厂门口，街头巷尾热议声四起。

习近平认为，这还不够，他希望把“人才九条”向全国发布。

1983年3月29日，以“人才九条”为主要内容的消息《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如今已92岁高龄、时任河北日报总编辑的林放还记得，当这篇稿子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当场拍板：“这政策观念创新，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突出发！”

当夜排版，林放特意叮嘱，“加‘花边’着重处理！”

一经见报，“人才九条”震动全国。

一年多里，700多封来信飞抵正定，200多名人才落户古城。

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这是习近平开发人才的“十二字真经”。落实这十二个字，他身先士卒。

1983年春的一天，习近平听说有个研制了畅销全国的化妆品“三露”配方、创造了巨额利润的能人武宝信就住在石家庄谈固小区。按捺不住，当天下班后，他拉上县政府几位干部，上门“挖”人。

几十栋楼，谈固小区太大了。那天，几个人一直找到晚上10时，还是没打听到武宝信家住哪儿。

“这样吧，我从南往北喊，你们从东往西喊，今天必须找到他。”习近平说。

“武宝信……”双手并拢，支成喇叭状，习近平放开嗓门，喊声在小区里回荡。

“我正在屋里做实验，忽然听见窗户外有人大喊我的名字。”武宝信回忆起34年前的那个晚上，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我赶忙跑了出来，领头的小伙子见到我，兴奋地握住我的手。一定是在外边呆得久了，他两手冰凉。”

这人就是习近平。

见面后，习近平和武宝信长谈至次日凌晨。武宝信许诺,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无偿提供给正定。

1983年4月4日，习近平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新城铺乡第一个引进项目就此落地。

几个月后，爽脚粉试制成功。投产不到一年就盈利30万元。

“就在县委门口，习书记亲手把一辆轻骑摩托车交给我。”武宝信说，那是县里给人才的重奖，当时价值1100元。

正定县实打实重用人才的消息不胫而走。

成立顾问团，是习近平招贤的另一段佳话。

“我们处于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我本人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1984年新年刚过，一封封落款“学生习近平”的信，出现在全国一百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的案头。

诚意相邀，群贤毕至。

很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世界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奠基人之一潘承孝、著名化学化工专家邹仁鋆、著名农学专家王健等各领域的50多位专家欣然应聘，成为顾问团首批成员。

不求所在，但求所用。顾问团成立仅半年多，就先后有20多位成员到正定讲学、调研、指导工作。

如此多的顶级专家为一个县献智献力，习近平此举，全国少见。一时间，你来我往，“星”耀古城。

1984年4月，在于光远的建议下，我国第一个农村研究所在正定成立。县里还选送了两个年轻人到北京跟于光远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都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成员。

在人才问题上，习近平不只看重外地人才。他说，本县的人才，是振兴正定所要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骨干力量。“要通过调动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扶持人才成长，鼓励、支持自学成才等途径，造就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

时为县林业局果树站技术员的翟民英至今还珍藏着印有习近平印章的“自学成才奖”奖励证书。“习书记在正定时，提出科技人员要到农村去。我就骑上自行车、驮上被子，走遍全县102个果园，给农民们讲果树栽培的技术。习书记下乡调研时，发现滹沱河、老磁河沿岸河滩地绿化不够，大风一刮，漫天黄沙，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他提出要搞绿化，改造整治滹沱河和老磁河。树立的样板就是塔元庄。”翟民英回忆说，他在塔元庄扎根三年，最终2000多亩河滩地全部实现了绿化。

因工作实绩突出，他后来成为县林业局果树站站长。一批本县“土专家”受到重用，成为正定各条战线发展的中坚力量。

为了进一步开发人才，正定县委、县政府门口，挂上了一块新牌子——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公司。县里对2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登记造册，建起正定第一本“人才账”。

一时间，“千里马”“百里马”都用了起来、跑了起来。

岸下村农民黄春生研制的“冀棉二号”优良品种享誉全国，县里破格录用他为国家干部；打破非党人士不任正职的常规，德才兼备的作家贾大山被任命为县文化局局长；曾被错扣过“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工程师郝月普来到正定，县里破例为他上户口、接工龄、上浮工资，不到半年他就引来了11个项目……

一部正定“人才经”，创出发展翻番路——1984年，全县10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8亿多元，比1980年翻了一番。

1985年5月，习近平离开正定。但“人才九条”带来的发酵效应，在他离开后多年仍持续释放——

习近平“喊”出来的武宝信，成为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品牌“大宝”的创始人；

生产爽脚粉的蓓蕾日化厂走出了包括高级工程师在内的17名人才，把先进技术带到全国各地；

小马村送到西北大学培养的20名青年，学成归来后成为引领农村发展的“专家组”；

习近平当年亲自写信邀请回乡的河北农大正定籍学生，此后大都在农林畜领域独当一面，他们中有的成为县首席小麦专家，有的成为省农业厅总兽医师，还有的成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外地考察团慕名到正定参观，他们都发出同样的感慨：在正定，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都在改革。

“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大趋势’，个人不必故作惊人之举。”1984年底，习近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采访时说，“我从不言必称改革，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