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廷生（邯郸赵文化研究所）

    赵文化是一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也是河北燕赵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赵文化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赵文化可以从赵国迁都邯郸到赵国灭亡。广义上，上至春秋晚期，再具体点就是在赵国建国以前，下限到两汉时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赵文化的遗物遗迹遍布河北、河南、山西，甚至延伸到了内蒙古、陕西、湖北、山东等地，是我们认识研究赵文化的物质基础。

赵文化作为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对于赵文化的研究认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却基本上默默沉寂，鲜有显现。对于赵文化的科学性研究是在近代开始的。从1903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至今已经百年。

关于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端基本上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如何确定赵文化研究的开端？首先必须从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方法等入手来审视。

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科学性研究首先是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才开始的。近代之前以前我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是在封建主义史学观念下，以封建思想为指导进行的。二十四史以及诸多的“正史”之外的各种史册，尽管浩瀚纷呈，但却无一不体现着君权神授、天命归帝的封建主义意识。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念体现着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同时又有着近代科学的基础，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历史的研究与评价才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赵文化的研究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赵文化研究的发起者是梁启超。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曾经在19世纪末的中国掀起一场维新改革浪潮，其形式是君主立宪制，主导思想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维新失败后，他逃到了日本，创办了近代著名的报纸《新民丛报》，除了宣传维新改革思想外，还从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研究。1902年，梁启超发表《史界革命说》，标志着他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最终形成。新史学的主要观点是国民观点和进化论的观点。与封建时代的认识历史不同。梁启超指出，过去的历史书有四个弊端：一是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二是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群体；三是只知道有经学而不知道有经济；四是只知道有理学而不知道有理想。由此造成了中国古籍史书“能铺叙而无别裁，能沿袭而不能创造”。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提出了他的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后来又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从而完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构建。1903年11月2日，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是在他的新史学基础上写的，是他按照新史学观对赵国历史人物的新评价。它是近代关于赵文化研究的始作俑者。

赵文化的研究有明确的学术史起点，它的学术史又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有明确的起点，而且是由梁启超这样的文化学术大师来开创的，这在我国是第一个。梁启超对赵文化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学术思潮、和中国近代新史学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是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例如楚文化、山东齐鲁文化、秦文化等先秦历史文化中，没有一个能相提并论的。这是赵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

近代赵文化研究，梁启超的开创性是非常大的，此后，关于赵文化研究逐步进入了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指导的领域。近代对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包括地理、服饰文化、思想、人物和价值评判。1913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刊物《地学杂志》（该杂志是由中国最早的地理科学家张相文先生在1910年创刊）发表可权的赵国长城遗址方面的考证文章，地理学的发展和引入促动了对赵长城遗址的重视和科学研究调查。1915年王国维发表《胡服考》，这前后他正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胡服考》在王国维的整个学术框架里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或许只是他在金石学之外的补缀，但却又是一篇赵文化研究的标志性之作。

到20年代，梁启超除了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外，还有对赵文化中的思想大家荀子的具体研究。30年代则有山东大学的张维华先生在《禹贡》上的一系列关于古代长城的科学考证，其中包括对赵长城的研究。30年代还有郭沫若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历史，包括对涉及到的赵国历史的批判研究和重新认识。郭沫若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学派。这一时期，中国的史学界围绕着古史社会性质的激烈论争，表明了近代史学研究法完成了最终嬗变。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里，尽管对赵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能构成了赵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这些文化名人的掀动，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使得赵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较大的社会意义。

赵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算太多，但大都具有影响。四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如原天淑人、驹井和爱、关野雄等人到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四处活动，特别是来到邯郸，对邯郸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梳妆楼遗址的初步发掘，后来使得赵文化引起了世界学界的重视。195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正式出版了这次发掘的报告《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从研究方法意义上来看，这是最早的用近代科学考古方法走向赵文化的纪录。

建国后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体系上开展研究。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对邯郸的墓葬的发掘有着更为科学的意义。他们第一次把田野考古与教学计划完整结合，无论对我国的考古教学还是对田野的科学发掘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60年代初的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一文特别对赵国的古长城和赵武灵王作了生动的介绍和很高的评价，该文章是历史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与通俗性的完美结合，曾被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使全国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受到了赵文化的吸引和熏陶。1965年侯马盟书遗址的发掘，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内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出现，都对赵国的历史复原作了重大修正，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尽管专门研究赵文化的文章不太多，却因为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而有了较大的深入。与此同时，赵王城、赵丛台、赵长城等一大批文物遗迹列入了国家文物保护范围，并有了初步的考古研究。考古成就推动了研究者对赵国历史文化的重视与研究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赵文化研究在战国文化研究热潮中也繁荣起来，反映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需求。1987年，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的直接指导下，首届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在当时是比较早的由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开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开端。邯郸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使赵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2000年，河北师范大学的沈长云教授出版了《赵国史稿》，代表了长期以来河北对赵文化研究的最高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7年到2001年，已出版的有关著作就有30余部，论文及资料600多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人物、文献、地理、考古报告与研究等诸多方面。有的刊物开辟了“赵文化研究”专栏，出现了赵文化研究的团体和研究所等机构。1994年邯郸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12月，在邯郸召开了“赵文化研究100周年学术纪念会”，会议围绕“赵文化研究的历史”、“近代学术思潮与赵文化研究”、“梁启超与赵文化研究”、“如何深入研究赵文化”等方面展开研讨。赵文化的研究正呈现方兴未艾的好势头。

   赵文化研究的100年，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看，是和中国的历史、史学的研究、近代史学的学术思潮都紧密相连的，从上个世纪初到本世纪初，赵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紧扣住时代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