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在讲党课中高屋建瓴、说理透彻，并密切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进行权威的讲解，效果更好。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

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回忆他在“抗大”讲党课时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认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不是注入式、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法的具体做法是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把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小问题，启发诱导学员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问题的全面，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事物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毛泽东要求“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

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一次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然后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边说边在黑板上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又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帮助揭示其错误的性质及原因，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形象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这形象地说明了书本知识与实际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